思考丨“一带一路”下，关注媒介生物传染病

“一带一路”公共卫生面临挑战

01

重视传染病风险评估

“一带一路”涉及的一些国家卫生条件恶劣，传染病流行，伴随着“一带一路”“五通”的实现，我国输出的大量劳务人员必然面临严重的传染病威胁。

传染病疫情风险评估旨在对境外传染病的输入风险以及引起本地流行的风险、本地已有传染病的散发、暴发及流行的风险，新发再发传染病的散发、暴发及流行风险，传染病疫情导致死亡病例发生的风险等进行评估，做到早期识别风险，提出风险管理措施。

从风险评估的角度，可以将我国的输入性传染病疫情风险分为四类：

①在境外传播、疾病危害大，我国无疫情且尚未发现输入病例，如埃博拉病毒病、猴痘、马尔堡热等；

②在境外传播、疾病危害大，我国曾有少数输入病例但未持续传播，如中东呼吸综合征、寨卡病毒病、黄热病、裂谷热等；

③在境外传播，国内已消除或有消除计划，如脊髓灰质炎、疟疾、血吸虫等；

④境内境外均有，但境外传入可能会加剧本地流行风险，如新亚型流感、鼠疫等。

02

跨境输入传染病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便捷的交通工具、频繁的人员流动、日益扩大的国际商贸往来极大地增加了传染性疾病跨境输入的风险，给我国的公共卫生带来严峻挑战；

“一带一路”沿线多个国家为发展中国家，传染病流行较为广泛。旅游及劳务人员的往来将使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染病传播的风险显著增加。

2011 年中国新疆脊灰野病毒事件、2015 年中国 的 中 东 呼 吸 综 合 征（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MERS）病例输入疫情、2016 年黄热、寨卡（Zika）病毒感染病例输入中国，2017 年中国游客赴马达加斯加旅游感染鼠疫。

这些事实都说明了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极大地增加了传染性疾病传播的机会，并加快了其传播速度。传染病无国界，防范和控制严重传染性疾病的暴发和流行越来越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必须面对的全球性问题。

以鼠传疾病中的鼠疫和HFRS，蚊传疾病中的疟疾、登革热、基孔肯雅热、黄热病、西尼罗热和寨卡病毒病，蜱传疾病中的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莱姆病及立克次体病等不断传入我国，输入地点不断从周边国家扩大到内陆、输入越来越频繁、造成的损失和影响越来越大。

输入性蚊媒传染病

目前，黄热病，寨卡病毒病，登革热，疟疾等蚊媒传染病在非洲、西太平洋、中南美洲以及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都有暴发流行。随着经济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发展，我国出国务工及经商、旅游等国际交流日益增多，在境外感染蚊媒传染病的风险也相继增加，如2014年对深港口岸入境旅客的基孔肯雅病毒血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该人群基孔肯雅病毒特异IgG抗体总阳性率为4.7% ；2014年5-11月，在广西口岸的调查结果显示，入境人员登革热抗体阳性率为42.12% 。

按传染病的主要流行环节，输入性蚊媒传染病引起本地传播的风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02

传播媒介

我国幅员辽阔，纵跨寒、温、热三个气候带，自然条件适宜不同蚊种生存。三带喙库蚊、 致倦库蚊、淡色库蚊、白纹伊蚊、中华按蚊等传病蚊种广泛存活于我国西南、华东、华中、华北、华南等地区；在西北青海格尔木地区也有埃及伊蚊等蚊种的分布。

2016年我国蚊媒监测结果显示，海南、广州、福建、云 南等省媒介伊蚊在6-10月的布雷图指数（BI）均超过了预警值 ，提示我国很多地区媒介伊蚊密度较高， 具备较大的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

同时，由于我国与世界各国间的旅游、贸易等人员往来日益频繁，蚊种的孳生繁衍可能不再仅仅局限于原有特定地区间，而是更多地出现跨地区、甚至跨洲际的流动播散 。因此，在夏秋等蚊媒密度较高的季节，如有境外输入蚊媒传染病，发生本地传播的风险较大。

03

人群易感性

人体感染疟疾后不能产生持久的免疫力，目前我国疟疾已进入消除阶段，人群处于低 免疫水平，对疟疾更易感。登革热初次感染时，人群对登革病毒均易感，感染后对同一型别病毒的免疫力可维持数年，但对其他型别病毒的免疫力较弱，只能维持2个月到1年；且登革病毒共有4个血清型，一次感染后还可能发生第2次或连续感染 。

海南省分别于1997-1999年和2005-2007年进行登革病毒抗体检测，结果显示原流行区人群登革热免疫屏障近乎消失，非流行区人群对登革病毒无免疫力；2000-2007 年，海南、福建、广东、云南等省的监测结果也显示，这些地区人群对登革热的免疫力普遍降低或消失。

人类对黄热病毒普遍易感，只有感染或接种黄热病疫苗后才可获得持久的免疫力，而非流行区的普通人群一般不进行接种，因此对黄热病的免疫力非常低。同样，我国人群对寨卡病毒和基孔肯雅病毒的普遍缺乏免疫力。因此，我国人群对上述这些蚊媒传染病普遍缺乏免疫力，较为易感，一旦有传染源输入，在有合适的传病蚊媒等条件下，则有可能造成暴发流行。

鼠疫

鼠疫是由鼠疫菌引起的自然疫源性疾病，以发病急、传播快、病死率高、传染性强为特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甲类传染病，也是唯一一种改变了人类历史文明进程的传染病。

自90年代以来，全球鼠疫防控形势日益严峻，随着国际铁路、海运及航线的开通，能源输出、货运物流、人文旅游等交流的日益频繁，鼠疫染疫动物及其制品从鼠疫疫源地向非鼠疫疫源地和人口稠密地区远距离运输的概率随之增加，加大了鼠疫疫源地以外地区突发鼠疫疫情的风险。

“一带一路”建设在给沿途国家带来繁荣发展的同时，也为传染病的远距离传播和蔓延提供了便捷渠道，比较基因组学研究表明，古代的鼠疫、炭疽和麻风就是沿着“丝绸之路”传播的，通过对不同来源鼠疫耶尔森菌（鼠疫菌）基因组的测序研究进一步证明鼠疫很可能起源于中国及其邻近地区并传播到远东及欧洲等国家，“丝绸之路”在古代鼠疫的传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丝绸之路”沿线与我国新疆接壤的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和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及蒙古国均为鼠疫自然疫源地。

有的甚至与新疆的鼠疫自然疫源地相接壤，如中亚山地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帕米尔与阿莱山地鼠疫自然疫源地东部均与我国帕米尔高原鼠疫疫源地相接，纳伦河下游鼠疫疫源地与我国新疆阿合奇天山鼠疫疫源地相融合，中亚荒漠鼠疫自然疫源地哈萨克斯坦国巴尔喀什湖荒漠的鼠疫疫情连续不断，20世纪30年代曾波及到离我国边境32km的潘菲洛夫荒漠，时有人间疫情发生。

这些客观因素已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所面临的潜在重大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对我国居民的健康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媒介生物传染病的跨境传播问题不容忽视，媒介生物及相关传染病的防控是关注点。“一带一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多看多听多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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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珏，刘民，“一带一路”背景下公共卫生风险防范面临的挑战与应对[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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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起勇研，《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策略和实践——新中国70年媒介生物传染病控制成就》[J]. 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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